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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馬謀大略 長嘯聲自遠——記聲學宗師馬大猷

【編者按】馬大猷,1915年生于北京,原籍廣東。1932年畢業于北京師大附中,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著名的聲學家,我國聲學事業的開創者。人民大會堂聲學設計者。

馬大猷,1915年3月1日生于北京。祖籍廣東潮陽縣上寨村,村里人都姓馬。父親馬有略,曾考上清末的舉人,給自己的兒子取小名‘雄才’,上了學叫‘大猷’,‘大猷’也就是‘雄才大略’之意。馬有略后為日本明治大學法學學士,任職北洋政府農商部“辦事”。即便如此,父親也因政府的經常欠薪,有時要去當鋪典當,所以,馬大猷先生從小就知道了貧窮滋味。與父親一起客居潮州會館。后來,父親棄官去上海做律師,兩年后故去,時馬大猷15歲,幸得北平潮州同鄉會資助,得以繼續學習。母親也靠給人做針線活來貼補家用,供兄妹三人讀書。

1926年馬大猷考入師大附中。念中學時,受傅種孫和程春臺先生影響很大,非常喜歡數學。有一次因為一道數學題不會交了白卷,本以為會受到老師的批評,可沒想到最后竟然得到了老師的表揚。交白卷為什么還能得到表揚呢?原來那個題目本來對學生就比較難一點,他就直截了當不去瞎亂寫好多東西,老師覺得這樣直爽就更好一點。馬大猷的學生時代,正是日本侵略者向中國步步進逼的歷史時期。從“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直至“何梅協定”,國民黨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喪權辱國,與此同時國內的青年學子卻不斷抗爭,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愛國運動。在當時風起云涌的學生運動中,少年馬大猷的心中激起了“科學救國”的熱情。

中學畢業后,也是因為家境貧寒,他放棄了清華的機械系,選擇了當時的“窮北大”物理系。在北大,薩本棟教授講普通物理,江澤涵教授講高等微積分,饒毓泰教授講電磁學、物理光學,受益匪淺,直到今日,一切重要理論、規律、現象和一些常數都還記得清清楚楚,一些細節坐下可以推導出來。特別是饒毓泰先生的教導、啟發和鼓舞一直影響到今天。因為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和事后罷課;畢業后不能留在北大。他在《馬大猷科學論文選集》付印時的《作者自敘》中寫道:1936年6月,我在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在校時,長期受系主任饒毓泰(樹人)先生的教導和熏陶,對科學研究工作非常向往。但當時國難方殷,希望工作能比較接近實際需要。這種考慮頗得先生嘉許,遂決心向應用物理學發展。會當清華大學招考留美公費生,專業有電聲學,正符合我的志愿,遂前往應試,僥幸中選。

被清華大學錄取之后,按規定,出國之前所有人員都要在國內準備一年。馬大猷的指導老師是北京大學的朱物華先生和清華大學的任之恭先生。1936年9月,馬大猷回到北京大學物理系準備口語和研究工作。次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北京就被日軍占領,學校里一片混亂。八月初馬大猷和同學們計議決定只身出走,剛到天津就被日本憲兵扣留了。因為當時天津日軍聽說可能有學生運動,怕不好收拾,就將那幾天到津的學生全部扣留了,關到師范學校的日本憲兵隊部。這一批被關押的學生生活條件非常差,幾十個人擠在一間大房子里睡地鋪,不準多說話,不準多走動,一天三餐都吃不飽,弄不好還要遭到日本憲兵的呵斥和踢打。馬大猷就在這樣的環境里生活了33天,終于在遭到無辜關押一個月后見到梅貽琦校長,申請暫不出國,參加抗戰。梅校長考慮后,決定馬大猷仍應按原計劃出國。不久馬大猷就出發,經香港到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在著名聲學權威努特森教授指導下從事聲學研究工作。

美國聲學界第一位中國學者

在加州大學,除了系統上聲學課和做實驗外,馬大猷做了兩件研究工作:一件是教授給的課題,顫動回聲的研究,做了實驗記錄和理論分析;另一件是和“師兄”伯魯特討論中想到的,研究成果后來寫成論文發表。伯魯特比馬大猷早到加州大學,馬大猷和他切磋的時間最多,并一起開展了合作研究。有一次,博魯特因為推導出了個適合于聲頻范圍內簡正波頻率分布的新公式,所有人都為此祝賀。從小愛思考的馬大猷,養成了“雞蛋里挑骨頭”的鉆研性格。他思前想后:難道博魯特公式就無懈可擊?科學的本意不就是倡導“簡單”、“和諧”?那種繁雜的公式本身不就是缺陷?馬大猷為此感到非常困惑,悄然離開了慶賀的現場。

第二天,馬大猷草草用過早餐,便一個人獨思博魯特公式。忽然,他靈機一動:何不用頻率空間的體積計算,以求出簡正頻率的數目?

馬大猷很快推導出一個簡捷的公式,急匆匆跑到教室,向同學們和盤端出他的推算。大家驚呆了,頃刻響起熱烈的掌聲。博魯特也走近他,向他祝賀,承認馬大猷這一開創性方法比自己的“更為有用”。

經過反復推敲,馬大猷的論文在1938年秋天美國聲學學會的年會上宣讀,引起了強烈反響。從此,在世界聲學史上,馬大猷這一公式被認定是“波動聲學的一個基本公式”。 馬大猷也因為這項研究成果最終獲得博士學位。

這是1940年,國內抗日戰爭已是第4年,老母尚在淪陷區被困。博士畢業的馬大猷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是因為國內的戰事正緊,美國的同學勸他不要回國,愿意把自己的獎學金給他,他愛做啥科研就做啥;二是國民黨政府要在美國購買武器,希望既懂技術又懂英語的在美留學生幫助。馬大猷想起恩師饒毓泰臨別那番語重心長的談話,想起遭受日寇鐵蹄蹂躪的祖國河山,想起田漢所敬慕的他的同鄉人鄭正秋那種“胸中常有興亡感”的情懷……他征求了在國內的恩師朱物華的意見,恩師告訴他不要為國民黨政府做事,希望他到已并入西南聯大的清華大學工學院任教。為國為家,馬大猷決定在參加完學校畢業典禮后,即啟程回國。

在回國途中,馬大猷到耶魯大學看望了趙先任先生和顏福慶先生。那時紐約正開世界博覽會。他去參觀時,特別注意貝爾實驗室的“語言演示器”VODER;后來在辛辛那堤參觀工廠,又見到了“聲鏡”,即最早的鋼絲錄聲機;在鹽湖城時,他參觀了摩門教堂,全是木結構,不用釘子,可容5000人,講壇上掉一根針,后面都聽得清清楚楚,這也是建筑聲學中一個有名的建筑。最后還去UCLA看望了努特森先生。一路上增加了不少見識,最后由舊金山登輪船回國。

半個多世紀之后,年屆八旬的馬大猷回憶起當年的選擇時,還深情無悔地說:“發展中國的聲學事業,是我的恩師為我指出的專業方向,也是我愿意畢生為之奮斗的目標。當時獲得博士學位后馬上要回國,內心是感到國家和民族正遭受災難,需要我馬上回去盡一份力量!

最年輕的西南聯大教授

馬大猷一路輾轉,1940年8月從越南的海防港進入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電機系任副教授,他的教書受到學生和老師的一致好評,兩年后升教授,時年27歲,是西南聯大當時最年輕的教授。西南聯大工學院在昆明的院部,借用的是一位大理商人出資興建的“迤西會館”,馬大猷住的那個小院因為登樓就可以看見蒼山洱海,故而稱為“望蒼樓”。

馬大猷以西南聯大一名教師的普通身份,吸引了年輕的白族姑娘王榮和,兩人結成了伴侶。這位心地善良的醫科學生,成為了他終生的“守護神”。一直和馬大猷相親相愛、攜手至今的王榮和說:“我當年就覺得他真不錯,那么年輕就已經當了教授,那時我最崇拜的就是老師!

馬大猷所負擔的是比較基礎的課程,如電工原理、電子學、電信網絡、電磁實驗等,每學期都是3門課,另外自己做些研究工作。他在美國時所學課程多與無線電通信有關,而通信在戰爭中極為重要,回國就想為抗日戰爭出些力。但事與愿違,竟無人過問他的研究工作。所以馬大猷在當時做的科學研究工作,因缺少實際需求,只能限于基礎問題。幾年中,做了顫動回聲、聲場起伏現象,國語中的語音分配,普遍抗性原理,聲頻振蕩--分析器等幾篇論文,大部分是在國外發表的。教授做科學研究工作,保持在科學前沿,本來是高水平教學所必需的。為此,他和華羅庚、余瑞磺、場佩松、崔芝蘭等“不得志”的同事商量,組織了“科學勵進會”,“活動了兩三年”,受到國外同行的注意。

1943年,馬大猷被美國聲學會選為會士,成為中國科學家在該學會的第一位會士。

如西南聯大校歌所唱的那樣,“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碑敃r“大后方”工業薄弱,技術水平低,滿腔報國熱血的馬大猷和同事們談論,都認識到工程教育的重要性。 尤其是北大文、理學院的老師和朋友們,對它的重要性認識更為深刻。北大理學院原有的基礎就很好,以此為基礎,辦一個理工結合的工學院,培養有堅強數理基礎、了解工業發展水平、有創造能力的工程師,很有優勢。這個問題談論了很久,1946年組成西南聯合大學的北大、清華和南開大學復員,北大就邀請馬大猷回北大,承擔其事。1946年8月,年方31歲的馬大猷出任北京大學工學院首任院長。當時大學入學考試已過,補招工學院學生100人,設機械、電機二系。北大文、理學院各系全力協助,很快就開了學。馬大猷講授普通物理學。翌年,北洋大學北平部并入北大工學院。這時,蔣介石進攻解放區,解放戰爭已開始。國民黨貪污腐化日甚,學生反對、抗議不斷。當時,馬大猷住在沙灘街文理法學院附近,每日上午到工學院。工學院學生的課外活動他都未參加,但文理法學院學生的民主集會則經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工學院的目的是培養有創造能力的高級工程技術人才,工學院院長主要應致力于課程安排,使學生打好基礎,熟悉技術發展。所以延攬高水平、有經驗的教授就是最重要的工作了。馬大猷在這方面做了努力,效果很好,在各位教授支持下,工學院的工作蒸蒸日上,學生也非;钴S。

1949年1月迎來北平解放,工學院從此逐漸溶入了全國的大發展。為此,馬大猷在工學院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是改變學制,把五年制改為四年制;一是大辦適應實際需要的一年制和二年制的?,這樣就培養了大批技術干部。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馬大猷本已調到哈爾濱工業大學任教務長、教授。這時教育部規定,大學的主要任務是教學,教學與科研分離。這種辦法和馬的設想差距很大。加之哈工大決定辦成重工業的學校,取消一切電信方面的課程,專業也不對口了,所以在毛主席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后,他就請求歸隊,調到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后來改為物理所),恢復聲學的研究工作,這是1955年。同年,他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后來改稱院土)。

馬大猷到物理研究所以后,該所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很快就裝備了聲學實驗室、配備了助手,可以更好地開展科學研究工作。

1956年周總理直接領導制定了科學技術12年遠景規劃,馬大猷提出了發展聲學的規劃建議,并參加了討論。會上提出4項緊急措施(電子學、半導體、計算機和自動化),為我國新技術的發展畫出藍圖。會后,中國科學院成立了電子學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指定李強為籌委主任,孟昭英、陳芳允和馬大猷為副主任。組織了電子學(電子管的研究)、無線電(電子管的應用)和聲學3個方面的研究工作。開始時在西苑旅社六號樓工作,同時進行基建。馬大猷主持了電子所大樓的設計、施工、裝修工作,并設計了達到國際水平的全國第一座聲學實驗室和聲學實驗水池。工程質量很高,大樓至今已安全使用近50年。

辦研究所,人員主要來源是大學畢業生,給科學院的名額有限。中國科學院那時在北京已有一二十個研究所,有成就的研究員不少,于是就計議創辦自己的大學。1959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科技大學,教授是有關研究所的研究員,實習到各研究所,理工結合,加強基礎訓練,5年畢業。這些完全符合馬大猷的設想(也是學者的共同意見),所以他非常積極,開學后與吳有訓先生、嚴濟慈先生分擔幾個班的普通物理課,研究所的工作也同樣沒耽誤,這樣教了6年,一直到“科大”搬到合肥為止。

大會堂聲學設計保持世界紀錄

為迎接1959年國慶,北京興建十大建筑,人民大會堂音質問題交給了馬大猷先生負責。馬大猷組織北京高校、建筑、廣播系統中的聲學專家進行研究,開展了設計和試驗。

人民大會堂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會議場所。大會堂的內部結構、穹頂形狀,使音質方面的設計者們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回聲。假如不做任何處理,在這里邊只聽到各個回聲的互相干擾,根本沒辦法開會。以前有一種錯誤的認識,以為將大會堂這樣的建筑建好,安上兩個大喇叭,裝上擴音器就行。實際情況決不是這么簡單,擴音出來的聲音經過墻壁和空間反射,產生混響,傳到后面仍是嗡嗡的,什么也聽不清。

馬大猷先生利用積累的經驗,和課題組成員形成基本思路。他們做了兩個模型試驗,先在中科院聲學研究所做一個40:1的小模型,可擺在桌子上用超聲波做測量,另外又做了個10:1的大模型,像一間小房子,人可以蹲在里面實驗,根據模型測試結果,提出解決聲場不均勻及擴聲系統反饋作用影響的方案,在人民大會堂安裝調試。

根據馬大猷先生的設計構想,人民大會堂先是用一個分散式的聲源,不靠幾個大喇叭擴音,而是把主席臺上的聲源分散到臺下的座位,每兩個座位前置一個揚聲器,聽臺上講話就像對面傳來一樣?紤]人民大會堂經常舉辦音樂會等大型文藝活動,演出聲音要有一定保真度,靠座位前揚聲器效果不好,于是,又搞了一個半分散式聲源。大會堂主席臺32米寬,左右兩個聲道中間再加一個聲道,使一個聲音疊加一個聲音逐漸遞增,傳播時間控制在1/20秒內,聲音聽起來是連續的,坐在最后一排的聽眾既聽得清楚,也不會受回聲干擾。

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后做了測量,證明其音質的設計、處理完全成功。兩套聲源系統一直使用至今。后來諸如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每年要在這里召開大會,在使用中都感到很滿意。這里舉行的大型文藝表演,音樂優美動聽,歌唱清晰宏亮,也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馬大猷和課題組從提出概念到設計模型,到最后完成大會堂的音響設備安裝調試,僅僅用了9個月時間。

人民大會堂的穹頂要體現水天一色、滿天星斗的效果。馬大猷說:穹窿頂從聲學上講不是最好的。聲音傳播時最怕彎曲,一彎曲就發出回聲。不過,我們設計的聲學系統還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人民大會堂的建造還有一個難點,就是根本沒有機會反復實驗,它是一項政治任務,只許成功不能失敗。對此,馬大猷并不覺得有壓力,他原來就有理論基礎,相信用分散聲源能夠解決大會堂聲音互相干擾的問題。

人民大會堂的音質設計效果不僅超過了華沙人民宮,近半個世紀過去,它至今仍經得起歷史的考驗:世界上一直沒有比它更大的大會堂,當然,到現在也一直沒有超過它的大會堂音質設計。

人民大會堂的音質設計和安裝,是中國聲學界的第一次大工程,在這之前,聲學從未在這么大的空間里得以應用。而且誰能想到,當時中國的聲學研究,才剛剛起步了三四年的時間?這一工程對中國的聲學科研隊伍來說,也是一次演練和提高水平的難得機會。這一聲學工程的建成,使中國的聲學研究也得到了世界同行的肯定。

微穿孔板技術穿透了時空

1966年,國家準備發射導彈,下了吸聲系統研究的任務。導彈發射時所產生的噪聲十分強,其功率足夠開動一輛卡車,還要伴隨高溫、潮濕等。在國際上,吸收聲音主要靠多孔性材料(如玻璃纖維、礦渣綿等),使聲音產生的空氣振動在微于L內摩擦、消耗。這種材料遇火就會熔化,遇水即容易腐爛,在一些特殊工程上完全不能使用。根據消除聲音的一般原理,馬大猷先生作了一個定性判斷:在任何板材上打出微孔,應該都能達到消音的目的。

根據不同的聲音環境,需要多大直徑的微孔、多厚的板材、多大面積的微穿孔板?每平方米板材上要打出多少微孔?微孔板與墻壁之間保持多大的距離?……這些定量的規律性結論前無古人,只能在黑暗中探索前行。

由馬大猷先生牽頭,中科院聲學研究所組織了一個小組攻關。他們在每片面積10平方米、大約1毫米厚的鋁板上,靠搖動小鉆床,一個、一個地打微孔,速度非常之慢,后來,一位工人想起了修鞋匠的修鞋機,換成用修鞋機的細針,一行、一行地扎,一扎就是一長條的鋁板。這樣,雖然他們的手指扎出了血痕,但工作速度卻大大加快。

不同密度的微穿孔板做好后,馬大猷根據不同的聲音環境,先在駐波管里測量,然后在混響室里測量,10平方米的一塊鋁板效果還不太好,就將5平方米的兩塊鋁板層疊起來,做了無數次不同排列組合的實驗。

經過兩個多月夜以繼日的工作,他們終于取得了實驗的成功。馬大猷不僅執筆寫出總結報告,遞交給國防應用部門,還提出了微穿孔板制造過程中的具體意見。微穿孔板技術投入國防實際應用,換了別的特殊板材,同樣大獲成功。

馬大猷本想趁熱打鐵,對微穿孔板技術作系統的理論總結?墒恰拔母铩逼仁顾兄沽。實際上,馬大猷接到該課題的時候,“文革”就已經開始。馬大猷之所以那么拼命,就是因為他執著地認為:既然叫“文革”,對科學家來說,就是要在科學領域里攻克難關,不斷取得革命性的突破!暗,后來大家都去‘革命’了,我也就被‘革命’了!瘪R大猷風趣地說。

盡管“文革”風雨如磐,馬大猷仍然沒有放棄對聲學科研的不懈思考。在形勢稍有好轉的1975年,馬大猷闡述微穿孔板理論的第一篇論文,終于在復刊的《中國科學》第一期上發表。微穿孔板理論的確立,使人們在應用微穿孔板時不必做大量繁瑣的實驗和計算,只需要掌握三個常量,通過一定的公式,即可計算出其它的變量。

馬大猷先生為國家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卻從來沒有計較過報酬或個人得失。他曾說過:“我們當初對微穿孔板技術攻關時,根本就沒有想到任何‘回報’,這也是中國科學院的傳統。對于國家戰略需求,我們不僅全力以赴提供技術支撐條件,還無償提供應用樣品,國家戰略需求中能夠想到我們,就是對我們的最大厚愛! 微穿孔理論在航天領域取得重大突破之后,有關部分曾贈送兩個航空模型給他。馬大猷先生把它們當作最好的獎賞,一直保留下來。后來,微穿孔理論的影響逐漸超越了國界,甚至在異國他鄉的重大建筑工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為我國贏得了巨大聲譽。

讓德國議會大廈擁有“透明度”

兩德統一后,在首都波恩原議會大廈不遠處,又興建起一座新的議會大廈。為了充分體現政治的“透明度”,以及議會開會的“透明度”,讓大廈外所有愿意駐足的人們,都可以朝里頭觀看個清清楚楚,德國建筑設計師別出心裁,大廈四周全部采用透明的玻璃,把大廈的中央議會廳建得像個巨大的圓柱形玻璃罩子。

沒想到,1992年12月,新議會大廈第一次啟用時,就出了個大亂子,不但給建筑總設計師以迎頭一棒,也給狂熱鼓噪的媒體迎頭一瓢冷水。

那天,國會議員們衣冠楚楚,帶著對新大廈竣工后喜悅的神情步入大廈準備開會,女議長西斯穆特春風滿面邁上講臺。

“女士們,先生們!” 女議長剛剛說了這么一句話,會議廳里的擴音喇叭就沒了聲響,議員們只能看到她嘴巴的張合,卻聽不清她后幾句話是什么,一個個面面相覷。當他們意識到肯定是擴音喇叭出了故障,馬上叫來了檢修音響的技師。

當天議會開會的情況是實況轉播,女議長雖然多年政壇生涯,但也難免臉上露出些許的尷尬,臺下的議員們更是交頭接耳,莫衷一是。明白了是擴音喇叭惹的禍,檢修音響看來得花點時間,議員們只好退到外頭的休息廳去休息片刻。

讓檢修音響設備的技師好生奇怪的是:非但中央會議廳電源沒問題,音響設備沒問題,麥克風也是好端端的!反復試了幾次,技師認為議員可以重新回來開會。

但同樣的笑話重新上演。議會不得不宣布半途休會,臨時轉場到不遠處的原議會大廈,繼續召開他們那已經不可能“透明”的會議。

原來,在議會廳里講話,聲音被四周密度極大而且表面光滑的玻璃墻壁不斷地反彈回來,形成了強烈的混響,甚至連講話者本人都聽不清自己在說什么。

有關部門找到弗朗霍夫(Fraunhofer)建筑物理研究所,希望這家德國建筑聲學工程的權威機構能解決議會大廈的難題。恰巧查雪琴等幾位中國工程師正在與該所開展科研合作,她聽說了事情的原委好生奇怪:這等區區小事何足掛齒!

經過周密計算后,查雪琴和德國人一起,在5毫米厚的有機玻璃上,按一定比例打出直徑0.8毫米的微孔,然后把微穿孔板準確地安裝在會議廳窗前。結果,會議廳里的聲音變得格外清晰。

德國坊間輿論的褒贊四起,查雪琴等中國工程師用以指導計算過程的微穿孔板消聲理論,以及這一理論的創始人馬大猷教授的名字,頻繁出現于德國的各種媒體。德國工程師聯合會會刊尊稱馬大猷先生為聲學大師。不久,弗朗霍夫建筑物理研究所教授?怂共┦繉3田w赴北京拜訪馬大猷先生。

一輩子的“興趣”讓他耳聰目明

1961年的一天,他帶學生到北京的西郊機場做噪聲實驗,因為噪聲控制與飛機制造有關。實驗中用鐵錘敲打鋼板,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他當時感到耳朵受了巨大噪聲的刺激,而后左耳聽覺就不太好了,再過幾年,右耳朵的聽力也在逐年下降。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不得不在北京同仁醫院配了一副助聽器。 現在,他的聽力在2000赫至3000赫的這一區間依然比正常人下降70分貝左右。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到這位長者繼續他的各項工作。即使是到了90歲的高齡,他也依然要每周三次到研究所上班,要指導中青年科學家做研究,而且親自承擔如聲學非線性研究這樣的重大課題。

盡管青絲已成白發,馬大猷仍以熱誠的赤子情懷為我國建設“科技強國”鼓與呼:“必須加強基礎研究工作,國家的科學水平、經濟水平,根本都來源于基礎研究!” 他真誠得“揉不進一粒沙子”。他治學嚴謹,指導研究生,達不到要求的水平,絕不讓“出師”,有一個學生學了八年才得到碩士學位。他采用“放羊理論”指導研究生學習———“給你無限的思考空間,像到遼闊無邊的大草原上自由馳騁,尋找你要的水和草,等回過頭來,再看看你找得對不對!薄爸袊枰獝垡蛩固故降目茖W家!薄爸欢寐犂蠋煹脑,不是好學生,這會影響到他一生的發展! 他愛憎分明,痛恨科學“造假”。今年1月,他查閱了很多學術報刊,發現文章的作者署名,一個人的很少,幾乎沒有,最多的竟有七八個人。他質疑:“科學研究是一項創造性的工作,怎么會湊巧到七八個人同時創造了這個思想?其中肯定有很多人是順便搭車的!薄梢哉f真正做到了“耳聰”、“目明”,樂此不疲。

馬大猷不喜歡“當官”。他說“我的思想里,大學最高的就是教授,而不是任何別的職位。我對做學問興趣更大些,覺得更適合自己,這樣對國家、對社會的貢獻或許也會更大些! 他曾在一篇自述中說:“我最大的興趣就是工作,也就是進行聲學研究,可以說,我的工作與興趣是一致的,進行聲學研究是由我的興趣所致,同時帶給我很多樂趣,解決重要的科學難題,攻破研究中的障礙,這就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快樂!

馬大猷先生說數字助聽器可以極大程度上矯正聽覺,或許人們只有像一輩子對聲學研究孜孜以求的他那樣,做到“最大的興趣就是工作”,才能抵抗塵世的喧囂與干擾,才能保持耳根的清凈與聰穎。

(根據《科學時報》《駿馬謀大略 長嘯聲自遠》,作者鄭千里,2005年11月18日汕頭日報《專訪中國聲學研究奠基人、潮籍中科院資深院士馬大猷》等綜合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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